联拍网

摘要：司法拍卖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为了把司法强制拍卖做得更好，而不仅是简单理解为了保护法官不出问题。

                     香港 《凤凰周刊》2012年23期  冯在 2012-08-11 00:02:36 

2012年7月9日，一位姓姚的24岁吉林小伙从宁波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一辆黑色7系宝马，与以往的网购不同的是，这次的“卖家”是人民法院——浙江省宁波市北仑法院，“宝贝”是查封的涉诉车辆。

北仑法院在淘宝网络平台直接进行司法拍卖的举动引起拍卖业的质疑。他们认为，淘宝网不具备拍卖资格而从事拍卖，违背了现行拍卖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淘宝网则辩称，它只是为司法拍卖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平台服务，而非拍卖主体，且全程零佣金。

从1990年代初海关、工商的罚没公物拍卖，到后来的土地拍卖，银行改制、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涉及的拍卖，内地拍卖业很大程度上靠国家政策生存。如今，司法拍卖成为拍卖业最重要的生存来源。

有知情人士称，浙江的淘宝拍卖尝试在一片争议声中被叫停，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双舟认为，围绕淘宝拍卖的争议，反映了司法拍卖领域几种势力的博弈。

   各地竞推司法拍卖新模式

据了解，北仑法院送拍的７系宝马受到了174122次“围观”，全国有36人交纳保证金参与正式竞拍，共53次公开叫价，最终成交价超过评估价24%。在扩大竞买人范围，最大可能提高竞价方面，这些数字无疑显示了网络拍卖之于传统拍卖的优越性。

截至目前，浙江仅通过淘宝拍卖了两辆车。但在早前的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公开表示，2012年要将司法拍卖推上淘宝网或其他网络。有媒体报道称，北仑法院只是浙江省高院搞的一个试点，同样的试点单位，还有17家基层法院。

依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网络和法院都不具备拍卖主体资格，因此，浙江的司法拍卖改革被认为于法无据。来自拍卖业的反应可以理解。在内地，拍卖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一直靠国家政策过活，近年更对司法拍卖依赖渐深。浙江当前尝试的改革，完全撇开了拍卖企业，一旦推广，拍卖业必将遭受重创。

除浙江的改革以后，各地法院都在竞推司法拍卖新模式。在淘宝拍卖之前四个月，广西北海法院于3月8日敲响了其网上拍卖的首槌。一套位于北海市广东路132号海城苑的房产，经过14轮竞价，最后以49.8万元的价格成交，超出保留价24%。山西太原一位姓王的男士通过网络参与了拍卖。

与浙江不同的是，广西采用了现场和网络联合拍卖的形式，拍卖过程网上公开，现场与网上同步竞价，全程由依法成立的拍卖企业组织，由国家注册拍卖师主持。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联拍网”不对外承接具体拍卖、挂牌交易业务，只提供网络平台、技术开发和培训服务，按拍卖佣金的9%获取技术服务费。联拍网董事长涂江宁介绍，运营半年来，“联拍网”平台服务费收入30万元左右，仅够维持平台正常费用开销。

上海则由政府牵头设立公共资源拍卖中心，面积1300平方米，大小五个拍卖厅，最大的可以容纳200余人。所有拍卖厅均配备现代化网络和电子设备，实现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互联网竞价、局域网电子竞价，竞买人可以在手持平板电脑，在中心任意区域竞价。该拍卖中心由市拍卖行业协会负责管理，上海全市的司法拍卖、海关罚没物资等，都被要求统一在此拍卖。

   “重庆模式”预防司法腐败？

此外，在业内影响较大的还有重庆模式。自2009年4月起，重庆法院将所有涉诉资产的司法拍卖全部纳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并逐步推动电子竞价。这种拍卖模式下，“重交所”作为交易平台，负责提供拍卖场地、发布拍卖信息、代收保证金手续，并代拍卖机构与竞买人签订竞买协议；拍卖机构受法院委托，与“重交所”合作，按照委托书要求实施拍卖，双方对拍卖佣金按一定比例分成。法院则对拍卖过程中的重点环节把关监控。

重庆市高院副院长余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模式“在人民法院与拍卖机构之间引入‘重交所’这个第三方交易平台，相当于在‘法槌’与‘拍卖槌’之间设置了一道隔离带，改革前存在的围着法院、法官‘揽业务’的现象已根本杜绝”。

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法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委托的拍卖活动应在有关管理部门确定的统一交易场所或网络平台上进行。2月8日，全国深化司法拍卖改革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把建立统一的交易场所和网络平台作为继续推进司法拍卖改革的重大措施。

这一系列举动明显受到重庆模式的影响。但是因为联交所参与佣金分配一度高达70%，且在拍卖产生纠纷时不承担任何责任，重庆的做法也遭到拍卖企业的质疑。“法院不想让法官直接跟拍卖机构接触，希望建立联交所这么一个机构，把法官和拍卖机构隔开。”刘双舟认为，法官原来面对那么多拍卖公司，互相之间还有监督；现在只对一家，缺乏相互监督，腐败更加隐蔽。

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人民法院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近70%集中在民事执行领域，而其中约70%又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全国司法拍卖，不是零佣金的问题，也不是谁做谁不做的问题，而是预防腐败制度的设置。”涂江宁说，各地目前的尝试，会影响司法拍卖以后的方向，并继续影响土地和国有资产交易的方向。

    从强制拍卖到委托拍卖

“哪个好哪个坏，咱们可以比较，但要在程序上先对法律法规进行修改。”针对各地试行的各种拍卖模式，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说。

上世纪50年代初，强制拍卖这一执行措施时常见诸法律文件中。当时法院可以委托拍卖行拍卖，也可以自行拍卖。1958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以内地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消失为标志，法院的强制拍卖也销声匿迹。

到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施行时，法院执行过程中被执行财产的变价方式只有变卖一种。但法院的审判实践，尤其是海事诉讼迫切需要拍卖这种兼具公开性、透明度、竞争性和国际化的变价方式。最高法院于1987年8月下发文件，认为《民事诉讼法（试行）》中的变卖措施包括对扣押船舶的拍卖。与此同时，拍卖业也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开始复苏，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专业拍卖机构。

1991年郑晓星的深圳动产拍卖公司成立之初，也多到海关、公安等部门开拓生意。当时，一位港商因经济纠纷被诉至深圳市中院，法院判决其支付原告80万元，但该港商除一辆奔驰560外，在内地没有其他财产。法院依当时法律将奔驰车变卖给机电收购公司，但机电收购公司对该车定价仅为50万。正在法院为难之际，郑晓星提出尝试拍卖这种形式，建议被采纳。在深圳的红叶剧场，那辆奔驰560最终以55万起价，110万成交。那是中国内地司法拍卖的开局。

也正是在那一年，作为防止公物变现过程中腐败的利器，拍卖这种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买卖方式被越来越重视，当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法院的强制拍卖权。自此，法院拍卖与委托拍卖并存了一段时间，有些法院自行主持拍卖，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有少数法院在司法拍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为规范司法拍卖，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确立了委托拍卖优先原则。规定除“财产无法委托拍卖、不适于拍卖或当事人双方同意不需要拍卖的”等情形外，法院在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

但如何委托，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1997年施行的《拍卖法》，意在规范拍卖行为，并无涉及司法拍卖的条款。王凤海曾参与起草《拍卖法》，他回忆，由于考虑到没办法在《拍卖法》里完全规范司法委托拍卖，就干脆取消掉了这部分内容，寄望于由当时的内贸部负责，之后再出台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司法委托拍卖。

1998年中央机构改革，内贸部并入商务部，拍卖业的行业主管部门也发生变动。“内贸部都作了调研，但后来这事儿就没人管了，不了了之。”刘双舟说，《拍卖法》一共就69个条文，规定相当粗，如果当时起草实施细则，时机比较好；现在要提实施细则，涉及国资、商务、税务、工商、法院等很多部门，利益很难平衡。

    中共十八大前后尘埃落定？

此后四五年间，司法拍卖非常混乱。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活跃，各种经济纠纷增多；另一方面，司法解释确定了委托拍卖优先原则，却并没有对评估和拍卖机构的委托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各地做法不一。很多地方由法院直接指定评估或拍卖机构，由于缺乏相应规范，执行人员滥用权力的情形时有发生。

以反映拍卖业内幕的小说《青瓷》成名的湖南作家浮石1998年前后进入拍卖业，他回忆，在湖南成立成功拍卖公司时就开始公关，“每一家法院去跟法官混个脸熟，熟了以后，请吃饭、钓鱼、洗桑拿，包括三陪。就像小说《青瓷》里描述的那样。做到什么程度呢，我被抓进去之前，基本上不用自己去法院跑了，他们有业务的话，就会打个电话来，让我去，签个单子，然后打公告，做完之后分钱。”

2004年，浮石被牵涉进原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受贿案。据媒体报道，那一年湖南加大对法院系统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共立案153人，查处140人。“这个时期的混乱，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规则。”刘双舟说，各地都迫切期望出台更具有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在2005年出台的司法解释，涉及拍卖优先原则、拍卖财产的评估、拍卖机构的确定、拍卖保留价的确定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比如，确定拍卖机构时，规定在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或者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确定的评估机构名册中，采取随机方式确定。

但在后来的拍卖实践中，由当事人协商选择的方式渐露弊端，当事人串通损害第三方、侵害国有资产和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也给中介机构和法院工作人员留下了“操作空间”，导致腐败滋生。对此，2009年出台的司法解释改为统一进行随机选择。同时，还明确由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管理部门来负责委托拍卖工作，而非之前的执行部门。

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讲，最高院关于司法拍卖改革，思路非常清晰。但是，刘双舟认为，包括一度广受推崇的重庆联交所模式在内，现在一切改革都是为了保护法官不出问题，以至于忘了改革最初的出发点。“司法拍卖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把司法强制拍卖做得更好，而不是为了保护法官不出问题。”他说。

在各地引入网络工具，竞相探索司法拍卖新模式的今天，最高院不会一直观望下去。事实上，过去半年来，涂江宁已经三次到最高人民法院汇报广西司法委托拍卖改革中对网络新工具的运用。有业内人士猜测，在十八大前后，司法拍卖怎么走，定会尘埃落定。